环境评估ღ★ღ★，国际公约ღ★ღ★，k8凯发ღ★ღ★，一战爆发之后ღ★ღ★，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的“公开外交”原则与国际公约传统相结合ღ★ღ★，形成一套新的旨在改造国际旧秩序的“公约主义”ღ★ღ★，并为继任的美国哈定政府所采纳ღ★ღ★。威尔逊总统的学生马慕瑞成为“公约主义”的重要实践者ღ★ღ★。1921年ღ★ღ★，马慕瑞在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任上参与设计的“华盛顿方案”ღ★ღ★，就是“公约主义”落实的产物ღ★ღ★。华盛顿体系坚持公开外交和国际协调的原则ღ★ღ★，借此来约束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侵略扩张行为ღ★ღ★。然而ღ★ღ★，中国的反帝废约运动强烈地冲击了华盛顿体系ღ★ღ★，迫使美国政府主动放弃国际协调原则ღ★ღ★。作为“公约主义”的信徒ღ★ღ★，此时转任驻华公使的马慕瑞与美国国务院发生尖锐冲突ღ★ღ★。马慕瑞认为ღ★ღ★，美国国务院率先背叛了“公约主义”ღ★ღ★，间接促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崛起ღ★ღ★，最终造成东亚和平的消逝ღ★ღ★。马慕瑞的这段经历堪称美国现代外交的悲剧ღ★ღ★，其失败的根源在于美国总是企图按照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来评判和改造东亚世界ღ★ღ★。华盛顿体系的这段兴衰史ღ★ღ★，本质上就是美国政府把国内法和价值观向东亚地区强行输出的过程ღ★ღ★，是美国“法律帝国主义”倾向的表现凯发·k8国际官方网站ღ★ღ★。

　　20世纪2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ღ★ღ★，特别是围绕“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议题引起学界的关注ღ★ღ★，积累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ღ★ღ★。先行研究或是从国际政治角度ღ★ღ★，重点关注美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竞争ღ★ღ★、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条款的是非评价ღ★ღ★、华盛顿会议对中国内政的影响等问题ღ★ღ★；或是从美国政府视角来审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国国民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ღ★ღ★；或是变换角度ღ★ღ★，关注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国内政治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ღ★ღ★，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整体历史和华盛顿体系的崩溃ღ★ღ★，提出许多真知灼见ღ★ღ★。先行研究虽然对马慕瑞（又称马克谟ღ★ღ★，John V. A. MacMurray）与华盛顿体系的关系有所讨论ღ★ღ★，但该问题还涉及马慕瑞本人在东亚地区的条约实践ღ★ღ★、国际法和华盛顿条约与东亚国际政治情势变迁等问题ღ★ღ★，因而我们应进一步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ღ★ღ★。华盛顿体系其实也是美国政府把国内法强加给国际法的重要尝试和国际实践ღ★ღ★，是将一战后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总统提倡的“公开外交”原则向域外扩张适用的过程ღ★ღ★。如果从这一视角考察ღ★ღ★，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华盛顿体系因何在东亚地区遭遇失败ღ★ღ★，以及由此所彰显的美国东亚外交政策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巨大悲剧性ღ★ღ★。

　　华盛顿体系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美国主导创建的ღ★ღ★、以大国协调原则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ღ★ღ★。这个新秩序体现了一战之后美国历届政府试图用美国国内的法律文明和道德观念来改造战前由英日同盟所主导的东亚旧秩序ღ★ღ★，在一定程度上是威尔逊总统倡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的产物ღ★ღ★。美国对东亚地区与欧洲地区的外交政策有显著不同ღ★ღ★，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ღ★ღ★，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突破或观念革新往往是在东亚地区得以实践ღ★ღ★，而与欧洲地区无缘ღ★ღ★。当然ღ★ღ★，其中的历史原因相当复杂ღ★ღ★，但美国与东亚文明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给美国人带来的异域想象ღ★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ღ★ღ★。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到ღ★ღ★：“我们对东方的态度缺乏自制ღ★ღ★，而我们对欧洲大陆事务的态度长期以来是比较克制的ღ★ღ★。我们发现自己更倾向于卷入东方的事务ღ★ღ★，而不是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对我们并不重要的东西而避开它们ღ★ღ★。”

　　简而言之ღ★ღ★，从19世纪末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ღ★ღ★，到20世纪20年代初华盛顿体系的创建ღ★ღ★，无不体现了美国试图改造东亚世界ღ★ღ★、同化东亚文明的野心和冲动ღ★ღ★。在此过程中ღ★ღ★，美国总是感到有义务对东亚事务作出道德的判断ღ★ღ★，倾向于把美国国内的习惯做法和想法加之于东亚地区ღ★ღ★。一战时期美国总统威尔逊及其门徒马慕瑞ღ★ღ★、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等人所竭力倡导的“公开外交”原则ღ★ღ★，以及由此拓展而形成的“公约主义”和华盛顿体系的兴衰史ღ★ღ★，透过这一历史镜像今人可以借此来观察美国的法律政治习惯和外交决策如何影响这一时期华盛顿体系的运作及其利弊得失ღ★ღ★。

　　美国威尔逊政府提倡“公约主义”并对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ღ★ღ★。要理解“公约主义”ღ★ღ★，首先需要了解历史上的国际公约传统ღ★ღ★。

　　国际公约一般是指由多国参与的ღ★ღ★，在国际会议通过或签订的ღ★ღ★、或由国际组织制定的ღ★ღ★，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特殊多边条约凯发·k8国际官方网站ღ★ღ★。国际公约的行为体是主权国家ღ★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ღ★ღ★，其开创性的意义在于ღ★ღ★，它一方面创造了“主权国家”ღ★ღ★，另一方面创造了“国际政治”ღ★ღ★。从此之后ღ★ღ★，国际政治与主权国家相辅相成ღ★ღ★，“如果没有主权国家ღ★ღ★，国际政治就没有意义ღ★ღ★，而国家主权又是通过国际政治而成为可能的”ღ★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大国通过条约形式规范国家行为的重要尝试ღ★ღ★，和约确立了条约必须遵守原则ღ★ღ★，并为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对违约国进行集体制裁提供了方案ღ★ღ★。19世纪早期ღ★ღ★，国际公约主要侧重于欧洲大国的国际协调原则ღ★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ღ★ღ★，该原则对国际政治的约束力越来越薄弱ღ★ღ★。值得一提的是ღ★ღ★，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欧洲强国定期举办国际会议的传统ღ★ღ★，形成了欧洲协调机制ღ★ღ★，这是大国协商原则的早期运用ღ★ღ★。19世纪后半期ღ★ღ★，德国开始崛起ღ★ღ★，并挑战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ღ★ღ★，欧洲列强开始热衷秘密外交ღ★ღ★，以实现本国安全利益的最大化ღ★ღ★。在此背景下ღ★ღ★，国际公约在国际政治中日渐边缘化ღ★ღ★。不过ღ★ღ★，在1899年和1907年先后召开的两次海牙保和会为现代国际公约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ღ★ღ★。由此形成的《海牙公约》将法治理念引入国际关系ღ★ღ★，希冀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全面永久地改革国际关系体系”ღ★ღ★。现代“公约主义”的种子由此播下ღ★ღ★，但其生根发芽的土壤却是在中国ღ★ღ★。列强之所以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大致有三点ღ★ღ★：一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排外运动”ღ★ღ★；二是英美两国出于共同的商业利益考虑ღ★ღ★，需要维持中国的统一市场ღ★ღ★；三是欧美列强借此来遏制日本趁机独占中国的野心ღ★ღ★。

　　“公约主义”追求国际关系的法治化ღ★ღ★，以此确保国际和平ღ★ღ★。早在19世纪末ღ★ღ★，美国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政府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公约主义的精神内涵ღ★ღ★。虽然“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首先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华利益诉求ღ★ღ★，也就是与其他列强共同分享在中国的商业贸易机会ღ★ღ★，但是该政策所强调的“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原则ღ★ღ★，也体现了美国试图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策略ღ★ღ★，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ღ★ღ★，“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东亚外交的一种基本模式ღ★ღ★。为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和平”ღ★ღ★，美国历届政府做出了锲而不舍的努力ღ★ღ★。在此过程中ღ★ღ★，美国“公约主义”逐渐成型ღ★ღ★。

　　在美国政府的持续努力下ღ★ღ★，“门户开放”政策最终载入1921年的《九国公约》中ღ★ღ★。在这20余年里ღ★ღ★，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其他列强公开承认坚持这项原则ღ★ღ★。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从各列强那里收到“勉强的ღ★ღ★、含糊其辞的或有条件的答复”ღ★ღ★，但美国政府从未准备使用武力去强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ღ★ღ★，而主要依靠抽象的国际舆论或道德约束来完成这一目标ღ★ღ★。说到底ღ★ღ★，“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人根据其国内的法律习惯而强行施加于东亚国际政治中的主观尝试ღ★ღ★，却鲜少顾及东亚国际政治的独特情境ღ★ღ★。比如ღ★ღ★，《九国公约》所坚持的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ღ★ღ★，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原则ღ★ღ★，从字面上来看ღ★ღ★，似乎是一条清楚而具体的原则ღ★ღ★，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无法囊括列强在中国开展的复杂的经济活动以及彼此间的利益冲突ღ★ღ★。这必然造成该原则在国际社会上曲高和寡ღ★ღ★，不切实际ღ★ღ★。无论如何ღ★ღ★，“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实施过程ღ★ღ★，体现了美国人将国内法与国际法视为同构一体的思维逻辑ღ★ღ★。1914年10月20日ღ★ღ★，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律师协会发表的演说就是上述思维逻辑的体现ღ★ღ★。他说ღ★ღ★：“作为律师ღ★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际法ღ★ღ★，是那些权利和原则的纽带ღ★ღ★，这些纽带将各国联结在一起ღ★ღ★，并使国际社会遵守一些行动准则凯发·k8国际官方网站ღ★ღ★。我自己有时也觉得ღ★ღ★，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无法真正比较ღ★ღ★，因为后者缺乏约束ღ★ღ★。然而ღ★ღ★，如果更仔细地审视这个问题ღ★ღ★，就会发现两者有着相同的基础ღ★ღ★，而且这些基础在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ღ★ღ★。”由于国际法缺乏像国内法那样的约束力ღ★ღ★，威尔逊总统试图通过国际舆论和国际正义来强化国际法的道德效力ღ★ღ★。正如他自己所说ღ★ღ★：“国际舆论是世界的主人ღ★ღ★，而国际法的进展是舆论发挥其意志的缓慢过程ღ★ღ★。”此种解决办法也使得“公约主义”最终在威尔逊总统的任期内实现了名实合一ღ★ღ★。

　　1918年1月8日ღ★ღ★，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十四点”演说ღ★ღ★，其中第一点就是坚持“公开外交”原则ღ★ღ★，并通过组建国际联盟来维护国际和平ღ★ღ★。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是“威尔逊主义”的集中体现ღ★ღ★。公开外交以及条约公开原则ღ★ღ★，其后在《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会员国的正式确认ღ★ღ★。所谓的“公约主义”ღ★ღ★，其内涵大约有如下三个方面ღ★ღ★：第一ღ★ღ★，反对秘密外交ღ★ღ★，坚持“公开外交”原则ღ★ღ★；第二ღ★ღ★，旨在通过国际道德来维护国际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原则ღ★ღ★；第三ღ★ღ★，坚持源自欧洲的国际协调传统ღ★ღ★。其中的“公开外交”原则是公约主义的重要特征ღ★ღ★。威尔逊主义强调通过国际舆论来捍卫国际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原则ღ★ღ★，赋予一战之后的国际公约新的时代内涵ღ★ღ★，“公约主义”的道德意味更加浓厚ღ★ღ★。

　　“公约主义”在一战后期得到国际条约的承认ღ★ღ★，主要是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积极推动ღ★ღ★。特别是在东亚国际关系中ღ★ღ★，美国是当时唯一没有卷入秘密外交纠葛的大国ღ★ღ★，这使得美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东亚地区推广“公约主义”ღ★ღ★。正如一战时期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所言ღ★ღ★：“美国一直以来独立于外国纠葛之外ღ★ღ★，这使其能极大地摆脱秘密外交的弊端ღ★ღ★。”就东亚国际政治而言ღ★ღ★，公约主义的推广颇具现实意义ღ★ღ★。一战期间ღ★ღ★，日本政府奉行秘密外交ღ★ღ★，最臭名昭著的事例就是日本政府在1915年向中国政府秘密地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ღ★ღ★，此举严重威胁了东亚和平ღ★ღ★。在此背景下ღ★ღ★，美国威尔逊政府向东亚地区推广公约主义ღ★ღ★，自然是为了遏制日本的秘密外交行为ღ★ღ★。公约主义与秘密外交的较量ღ★ღ★，从根本上还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与日本专制主义的斗争ღ★ღ★。芮恩施认为ღ★ღ★，在英美两国所代表的绝大多数民主国家中ღ★ღ★，政府及民众坚持公开外交原则ღ★ღ★，并在协商后对外交行动进行全面报道ღ★ღ★，但是像日本这样的专制主义国家则认为ღ★ღ★，国家最高利益要通过独立行动而非合作行动才能实现ღ★ღ★，所以秘密外交就会存在ღ★ღ★。再如ღ★ღ★，“门户开放”政策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的公开外交和国际合作原则ღ★ღ★，然而日本为了实现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ღ★ღ★，总是想方设法抵制“门户开放”政策ღ★ღ★。这一历史事实也暴露了美国人处理东亚事务的思想偏执ღ★ღ★，总想把美国的“一些法律概念从国内移植到国际领域”ღ★ღ★，而无视美国与东亚在政治法律上的差异ღ★ღ★。

　　近代中国与列强之间形成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关系ღ★ღ★，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外法律文化观念冲突ღ★ღ★，致使“公约主义”所坚持的条约神圣原则在一战之后的中国遭遇严重抵抗ღ★ღ★。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标准ღ★ღ★，中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的近代条约ღ★ღ★，在条约权利和责任上存在深刻的分歧ღ★ღ★。美国人坚持条约神圣原则ღ★ღ★，认为中外条约体系应坚持普遍的契约义务ღ★ღ★，而由此赋予的外人在华条约特权理应得到保护ღ★ღ★。但是ღ★ღ★，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ღ★ღ★，中国人日益感受到近代条约体系的“不平等性”ღ★ღ★，并将其视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ღ★ღ★。尽管近代中外条约体系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ღ★ღ★，但是其“不平等性”使其缺乏道德约束力ღ★ღ★。尽管违反不符合道德规范的国际条约在技术上也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ღ★ღ★，但是人们可以宽容这样的行为ღ★ღ★，因为“不平等条约”本身违反了国际道德ღ★ღ★。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ღ★ღ★，中国正是从道德层面解构了公约主义者所坚守的条约神圣原则ღ★ღ★。到了五四时期ღ★ღ★，中国人要求“修约”和“废约”的呼声日渐高涨ღ★ღ★。如果说威尔逊总统提倡的“公约主义”是侧重于理论层面的设计ღ★ღ★，那么他的学生马慕瑞则是从其丰富的东亚外交实践中感受到普遍性的“公约主义”与东亚文明独特性的内在张力ღ★ღ★。

　　虽然马慕瑞意识到中国的司法体系与西方的司法标准存在巨大差异ღ★ღ★，但是他仍然认为ღ★ღ★，国际条约义务的遵守应是普遍性的ღ★ღ★，不分国界ღ★ღ★。他认为ღ★ღ★，现有条约制度构成了中西交往的基本模式ღ★ღ★，这种制度“使得西方国家不仅能够和政治ღ★ღ★、司法ღ★ღ★、经济ღ★ღ★、社会制度和理念不同的国家开展贸易ღ★ღ★，也能够和不愿与西方接触的国家开展贸易”ღ★ღ★；他承认中西之间“在原则上存在着不可调和性”ღ★ღ★，但仍可将条约作为“一种可行的程序制度”来管理两者之间的关系ღ★ღ★。“强国与弱国都须坚持国际义务的约束力ღ★ღ★，无论它们多么繁重或令人厌烦ღ★ღ★，只要其仍然具有法律效力ღ★ღ★，就要忠实地遵守条约规定ღ★ღ★。”如果说日本在一战期间以秘密外交的方式对美国倡导的公约主义构成了事实上的挑战ღ★ღ★，那么中国在同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修约外交则从中外条约体系内部冲击了公约主义者坚持的条约义务ღ★ღ★。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ღ★ღ★，有必要简单地回顾马慕瑞在东亚各国的外交经历ღ★ღ★。

　　从1907年开始ღ★ღ★，马慕瑞先后在美国驻暹罗ღ★ღ★、俄国ღ★ღ★、中国和日本的使馆工作ღ★ღ★，丰富的国际阅历使其对东亚国际关系有着切身的感悟和认识ღ★ღ★。1905年ღ★ღ★，年轻的马慕瑞决定进入美国外交部门工作ღ★ღ★，于是他给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ღ★ღ★、未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写信ღ★ღ★，恳求他的推荐ღ★ღ★。威尔逊承诺会向国务卿举荐ღ★ღ★，“能在你的职业规划上有所帮助ღ★ღ★，我感到非常高兴”ღ★ღ★。威尔逊的推荐给马慕瑞打开了通往外交领域的大门ღ★ღ★。在未来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ღ★ღ★，马慕瑞也始终是威尔逊主义的忠实信徒ღ★ღ★。1907年ღ★ღ★，马慕瑞就任美国驻暹罗公使馆秘书ღ★ღ★，直接参与美国与暹罗关于治外法权的交涉ღ★ღ★。马慕瑞起草了美国与暹罗条约的内容ღ★ღ★，其核心设想是ღ★ღ★，暹罗若想收回治外法权ღ★ღ★，应以保护美国商业利益ღ★ღ★、进行司法改革为前提条件ღ★ღ★。因此ღ★ღ★，他提出治外法权谈判应与美国在暹罗的通商ღ★ღ★、航行等问题的谈判同时进行ღ★ღ★。美国国务院采纳了马慕瑞草拟的条款ღ★ღ★，“仅有一些表述上的改动ღ★ღ★，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ღ★ღ★。 1920年12月16日ღ★ღ★，美国与暹罗签订商业和航行条约ღ★ღ★，“在交换新条约的批准书之日ღ★ღ★，实际上放弃了在暹罗的美国公民拥有的治外法权”ღ★ღ★。此时担任远东司司长的马慕瑞最终将其1910年起草的条约计划完成ღ★ღ★。暹罗通过内部司法改革而最终与西方列强建立了平等的条约关系ღ★ღ★。马慕瑞自然觉得ღ★ღ★，这种成功的暹罗模式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ღ★ღ★。

　　马慕瑞的职业梦想是到中国工作ღ★ღ★。当1911年被调回美国国务院工作时ღ★ღ★，马慕瑞深感沮丧ღ★ღ★，他在日记中写道ღ★ღ★：“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远东地区ღ★ღ★，如果从事与此无关的工作ღ★ღ★，我可能会失去很多优势ღ★ღ★。” 1913年ღ★ღ★，威尔逊当选总统后ღ★ღ★，主动要给予马慕瑞驻暹罗公使的职位ღ★ღ★，但马慕瑞拒绝了总统的好意ღ★ღ★，而是要求前往中国担任驻华公使馆一等秘书ღ★ღ★。如愿来到中国后ღ★ღ★，马慕瑞凭借出色的法律才能获得芮恩施公使的赏识ღ★ღ★。芮恩施说ღ★ღ★：“马慕瑞先生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和法律专业素养ღ★ღ★，他的出色才干完全能够解决关于地方习惯ღ★ღ★、国家法律ღ★ღ★、国际条约以及机会均等这些最为纠缠不清的纽结ღ★ღ★。” 在此期间ღ★ღ★，马慕瑞近距离地感受到日本对中国主权以及“门户开放”政策的威胁ღ★ღ★。在给总统威尔逊的信中ღ★ღ★，马慕瑞表达了对“中日关系潜在危险”的担忧ღ★ღ★。他认为“日本正在建立一个直接与中国毗邻的帝国ღ★ღ★，蚕食了一些中国的固有领土”ღ★ღ★。这段经历让马慕瑞愈发觉得ღ★ღ★，中日关系ღ★ღ★、“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废除治外法权问题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ღ★ღ★。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ღ★ღ★，东亚未来的和平将无保障ღ★ღ★。一战后期ღ★ღ★，马慕瑞从威尔逊总统提倡的“公约主义”以及前述“暹罗模式”中获得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启示ღ★ღ★。

　　1918年7月16日ღ★ღ★，时任美国国务院特别助理ღ★ღ★、曾在中国任职的外交官田夏礼（Charles Denby）正在北京访问ღ★ღ★。他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个备忘录ღ★ღ★，建议“美国政府可以向中国提出一些计划ღ★ღ★，逐步废除治外法权”ღ★ღ★，此举不仅可以维护中国人的自尊心ღ★ღ★，也可以融洽中外关系ღ★ღ★。田夏礼的这项建议引起时任驻华代办马慕瑞的重视ღ★ღ★。马慕瑞承认ღ★ღ★，中西之间的条约制度只是一种权宜之计ღ★ღ★，当东方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接受改造后ღ★ღ★，这套条约制度便会自然消失ღ★ღ★。也就是说ღ★ღ★，中国等东方国家修改或废除与西方国家所订条约的前提是完成西方主导的所谓“文明化”改造ღ★ღ★。8月9日ღ★ღ★，马慕瑞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ღ★ღ★，“中国人对于强加给他们的国际条约义务ღ★ღ★，采取相当短视的看法”ღ★ღ★，“在可能的情况下ღ★ღ★，他们会通过一切手段ღ★ღ★，提出异议ღ★ღ★，加以回避ღ★ღ★，使之无效”ღ★ღ★；他还特别提到暹罗模式可以运用于中国的司法改革ღ★ღ★，从而达到废除治外法权的目的ღ★ღ★。马慕瑞说ღ★ღ★：

　　最近ღ★ღ★，暹罗在其较重要的国际关系（即与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中ღ★ღ★，几乎完全消除了治外法权的限制ღ★ღ★。……而在此之前ღ★ღ★，暹罗一直试图尽量减少这些义务ღ★ღ★，这曾困扰了暹罗与这些大国的关系ღ★ღ★。其结果是ღ★ღ★，除了某些对暹罗人来说并不繁重的保障措施外ღ★ღ★，暹罗几乎完全获得了对英国和法国臣民的管辖权ღ★ღ★，其制度与田夏礼先生所建议的最终可能在中国实行的制度并无根本不同ღ★ღ★。

　　显然ღ★ღ★，暹罗修约模式为马慕瑞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ღ★ღ★，他希望中国也走暹罗模式的道路ღ★ღ★。这样就可以让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培育更多的条约责任观念ღ★ღ★。然而ღ★ღ★，暹罗的国情毕竟与中国不同ღ★ღ★。比如ღ★ღ★，暹罗内政统一ღ★ღ★，而中国内政上四分五裂ღ★ღ★，民族主义情绪高昂ღ★ღ★，而且受到苏俄输出革命的影响ღ★ღ★。这些复杂的政治形势客观上造成中国无法复制暹罗的修约模式ღ★ღ★。其后的事实证明ღ★ღ★，这一切不过是马慕瑞ღ★ღ★、田夏礼等人的一厢情愿ღ★ღ★。一战之后ღ★ღ★，中国的修约和废约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的民族抗争才完成的ღ★ღ★。正如乔治·凯南所言ღ★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几十年中ღ★ღ★，远东事件的发展是一个雄浑庞杂的过程ღ★ღ★，它涉及人类事务的一些极其强有力的发展趋势ღ★ღ★，面对这些趋势我们美国人几乎是无法控制和施加影响的ღ★ღ★。然而我们往往过高估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ღ★ღ★，或过高估计我们能够起到的作用ღ★ღ★。”简言之ღ★ღ★，威尔逊ღ★ღ★、芮恩施ღ★ღ★、马慕瑞和田夏礼等人虽然对公约主义怀抱美好的期许ღ★ღ★，但是ღ★ღ★，他们试图从公约主义的维度去想当然地看待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问题ღ★ღ★，不仅低估了一战之后东亚地区ღ★ღ★，特别是中国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ღ★ღ★，也未能及时重视中国人收回国权的民族主义诉求ღ★ღ★。

　　总之ღ★ღ★，公约主义在一战之后确实成为威尔逊总统及其继任者用来设计东亚新秩序的精神理念ღ★ღ★。具体来说ღ★ღ★，就是在美国领导下ღ★ღ★，通过与日本和其他大国之间的合作ღ★ღ★，并使这种合作国际化和制度化ღ★ღ★，借此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ღ★ღ★。这种合作的产物ღ★ღ★，就是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以及由此形成的华盛顿体系ღ★ღ★。

　　在美国外交部门ღ★ღ★，马慕瑞对东亚国际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判断ღ★ღ★，非常人所及ღ★ღ★。他认为ღ★ღ★，东亚的和平取决于中日关系ღ★ღ★，而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大多数同事要到很晚才认识到这一点ღ★ღ★。威尔逊总统的公开外交原则为马慕瑞处理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的灵感ღ★ღ★。在巴黎和会上ღ★ღ★，威尔逊提倡的公开外交理念被纳入《国际联盟盟约》第18款ღ★ღ★，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公约主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ღ★ღ★。由于威尔逊总统不愿意接受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洛奇（Henry C. Lodge）对国联章程的修正案ღ★ღ★，导致美国最终没有加入国际联盟ღ★ღ★。不过ღ★ღ★，巴黎和会上遗留的中日“山东问题悬案”以及美日关系问题为继任的哈定（Warren G. Harding）政府提供了在东亚国际舞台实践公约主义的机会ღ★ღ★。1921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分水岭ღ★ღ★，由此开启了“公约主义外交”取代“旧帝国主义外交”的新时代ღ★ღ★。此种新外交试图用“公开外交”“国际协调”和“集体安全”等方式来取代“秘密外交”“独立行动”和“侵略扩张”ღ★ღ★，借此实现东亚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ღ★ღ★。简言之ღ★ღ★，华盛顿会议召开的重要目的就是将中日关系纳入“公约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中ღ★ღ★。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ღ★ღ★，马慕瑞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巅峰时刻也随之到来ღ★ღ★。多年的工作经历让马慕瑞对东亚事务形成一种颇具前瞻性和思辨性的全局观ღ★ღ★。这一年ღ★ღ★，马慕瑞耗费多年心血完成的两卷本《列强对华条约汇编（1894—1919）》正式出版ღ★ღ★。这部大型条约汇编被美国国务院视为瑰宝ღ★ღ★，是美国外交部门工作人员的官方参考用书ღ★ღ★，马慕瑞也因此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通”ღ★ღ★。他的个人命运和华盛顿会议的命运最终联系在一起ღ★ღ★。1919年马慕瑞回国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ღ★ღ★，这一职位让他可以全盘考虑一战之后日益紧张的东亚国际关系ღ★ღ★。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休斯（Charles E. Hughes）对马慕瑞信任有加ღ★ღ★，他们都认为ღ★ღ★，只要用新的国际公约取代英日同盟ღ★ღ★，就能实现东亚的和平与稳定ღ★ღ★。《纽约时报》后来的报道称ღ★ღ★：“马慕瑞是远东问题方面的权威人士ღ★ღ★，他作为华盛顿会议的一员ღ★ღ★，对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ღ★ღ★。”

　　在马慕瑞看来ღ★ღ★，华盛顿会议是美国将中日关系化危为安的良机ღ★ღ★。1921年8月上旬ღ★ღ★，马慕瑞便向国务卿休斯提交了华盛顿会议的议程草案ღ★ღ★，其中包括全面重新讨论中日现有之争议ღ★ღ★，如日本在满蒙地区的所谓“特殊地位”ღ★ღ★、山东问题ღ★ღ★、中日“二十一条”等侵犯“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的敏感问题ღ★ღ★，以扭转日本极具野心的扩张计划ღ★ღ★。这个方案的核心意图就是遏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ღ★ღ★，将中日关系纳入以华盛顿条约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框架之中ღ★ღ★。马慕瑞不断向休斯强调日本对远东和平及美国在华利益的威胁ღ★ღ★，“必须记住ღ★ღ★，日本对华政策的恒久目标之一ღ★ღ★，就是要摆脱西方列强的权威及影响力ღ★ღ★，以日本的权威取而代之”ღ★ღ★。其中ღ★ღ★，山东问题的解决与否ღ★ღ★，直接牵涉到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和平的安危ღ★ღ★。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请求休斯从中斡旋ღ★ღ★，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同意与日方代表直接谈判山东问题ღ★ღ★。马慕瑞认为ღ★ღ★，中日若单独谈判ღ★ღ★，中国可能会在日本的威逼之下被迫让步ღ★ღ★。因此他向休斯建议ღ★ღ★，除非日本承诺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归还胶济铁路ღ★ღ★，否则“美国政府不应赞同日本的提议”ღ★ღ★。休斯拒绝了币原喜重郎的斡旋请求ღ★ღ★，转而安排中日两国在美ღ★ღ★、英代表列席的情况下于华盛顿会议外交涉山东问题ღ★ღ★。

　　在中日山东问题“边缘”会谈中ღ★ღ★，马慕瑞以美方观察员身份与英国代表朱尔典（John Jordan）等人共同列席会议ღ★ღ★，促使中日两国会谈顺利进行ღ★ღ★。马慕瑞的具体工作是与中国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ღ★ღ★，他认为自己“类似于化学过程中催化剂的作用”, 在必要时出面调解纠纷ღ★ღ★，弥合分歧ღ★ღ★。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代表签署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ღ★ღ★，规定日本应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与胶济铁路归还中国ღ★ღ★，日本军队应撤离山东等ღ★ღ★。在英美等国的压力下ღ★ღ★，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作出了一定让步ღ★ღ★。

　　尽管华盛顿会议暂时遏止了日本的扩张势头ღ★ღ★，但马慕瑞认为ღ★ღ★，业已跻身强国的日本仍是构筑东亚和平不可忽视的因素ღ★ღ★。因此ღ★ღ★，如何维持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与日本在华既得利益之间的平衡ღ★ღ★，进而将日本纳入远东新秩序之中ღ★ღ★，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对日交涉的主要议题ღ★ღ★。华盛顿会议召开前ღ★ღ★，英国代表便劝告中国代表顾维钧ღ★ღ★，“会议难点在使日本裁减军备ღ★ღ★，而欲达此目的ღ★ღ★，对于日本要求扩张殖民理由ღ★ღ★，不能完全不顾”ღ★ღ★。对于会上中国提出全面废止“二十一条”的要求ღ★ღ★，日本表示“不能同意”ღ★ღ★，但同意作出一定妥协ღ★ღ★。如将日本“在南满ღ★ღ★、东内蒙南部独享建筑铁路及承办税课作抵之借款等优先权”让予新银行团办理ღ★ღ★，放弃“南满聘用政ღ★ღ★、财ღ★ღ★、军ღ★ღ★、警顾问ღ★ღ★、教官之优先权”ღ★ღ★。在美国国务卿休斯的提议下ღ★ღ★，中日美三国对此问题发表宣言ღ★ღ★，华盛顿会议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利ღ★ღ★。同时ღ★ღ★，《九国公约》中“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的条款ღ★ღ★，被日本代表团视作各国对日本在华特别权利的默许ღ★ღ★。币原喜重郎就认为满蒙地区实际上被排除在“门户开放”政策实施范围以外ღ★ღ★，这也是日本同意加入华盛顿体系的重要前提ღ★ღ★。

　　马慕瑞也承认ღ★ღ★，华盛顿会议上列强实际确认了“旅大租借地及南满铁路区具有某种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地位”ღ★ღ★，并且通过此次会议日本“合法拥有了南满商业发展的精华部分”ღ★ღ★。日本掌握了“南满主要的交通工具ღ★ღ★、大部分矿产资源和绝大部分进出口贸易设施ღ★ღ★，其实际上享有该地区四分之三的经济权利和机会”ღ★ღ★。总体而言ღ★ღ★，马慕瑞对华盛顿会议关于满蒙问题的安排感到满意ღ★ღ★。因为作为交换ღ★ღ★，日本“已经向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保证ღ★ღ★，不会为了获得更大的份额而侵犯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ღ★ღ★。

　　华盛顿会议通过了《四国条约》《九国公约》和《限制海军军备条约》ღ★ღ★。其中《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ღ★ღ★，而《九国公约》则正式确认了门户开放原则ღ★ღ★。至少从表面上看ღ★ღ★，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国“公开外交原则”的胜利ღ★ღ★，象征着公约主义在东亚国际政治中的落实ღ★ღ★。马慕瑞由此更加坚信“各国间的合作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修正是亚洲持久秩序的关键”ღ★ღ★。此外ღ★ღ★，马慕瑞还认为华盛顿会议精神同样值得延续ღ★ღ★。他强调ღ★ღ★，华盛顿会议所设想的国际合作模式ღ★ღ★，“不仅仅是一种条文或形式上的程序ღ★ღ★，而是所有相关政府本着友爱互助的精神ღ★ღ★，进行全心全意的努力ღ★ღ★，实际解决过去困扰远东地区相关国家关系的一切复杂问题”ღ★ღ★，而这种合作也不是“某些条约签署国之间特殊利益的一致ღ★ღ★，而是为落实所有签署国都接受的原则而作出的全面努力”ღ★ღ★。华盛顿会议上各国的相对合作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ღ★ღ★，但是华盛顿条约的落实效果ღ★ღ★，依旧取决于条约内容能否较长时间地契合各国的根本利益ღ★ღ★。马慕瑞乐观地认为ღ★ღ★，“华盛顿会议在构建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和平体系方面ღ★ღ★，取得了建设性的成就ღ★ღ★，或者说至少提供了取得成就的机会”ღ★ღ★。

　　令马慕瑞始料未及的是ღ★ღ★，当日本表现出自愿遵守国际协调原则的意愿时ღ★ღ★，中国却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ღ★ღ★，对华盛顿体系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ღ★ღ★。列强在华地位和条约特权岌岌可危ღ★ღ★。在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中ღ★ღ★，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将矛头指向列强ღ★ღ★，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响亮口号ღ★ღ★。民族主义主导了中国的政治话语权ღ★ღ★，即使与列强保持一致的北京政府也不得不提出强硬的“修约”要求ღ★ღ★。1925年6月24日ღ★ღ★，北京政府正式向列强提出修约要求ღ★ღ★：“此种不平等情状及非常权利之存在ღ★ღ★，常为人民怨望之原因ღ★ღ★，甚至发生冲突……甚望贵国政府重念中国人民正当之愿望ღ★ღ★，对于中国政府ღ★ღ★，依公平正义ღ★ღ★，修正条约之提议ღ★ღ★，予以满足之答复ღ★ღ★。”同样ღ★ღ★，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初便打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帜ღ★ღ★。1927年4月18日ღ★ღ★，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ღ★ღ★，称“尤须于最短期间开国民会议ღ★ღ★，废除不平等条约ღ★ღ★，实现三民主义ღ★ღ★，使中华民国成独立自由之国家”ღ★ღ★。在北伐军占领平津地区后ღ★ღ★，1928年6月15日ღ★ღ★，新任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发表对外宣言ღ★ღ★，表示“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会ღ★ღ★，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ღ★ღ★，实行重订新约ღ★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ღ★ღ★。 1928年7月ღ★ღ★，蒋介石进驻北京并在多个场合发表演讲ღ★ღ★，强调“革命是为不平等条约而革命ღ★ღ★，如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取消ღ★ღ★，革命即不能算成功”ღ★ღ★。

　　大革命风暴来临之前ღ★ღ★，远在大洋彼岸的马慕瑞还在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任上ღ★ღ★，他自然无法设身处地理解已经变化了的中国政局ღ★ღ★。马慕瑞虽然享有“顶级的中国专家”之美誉, 但是他对中国的固有印象则限制了其对中国新局势的适应能力ღ★ღ★。马慕瑞也意识到他的观念“有些过时”ღ★ღ★，“我对中国的想法仍然受到五年或更早之前印象的束缚”ღ★ღ★。他意识到“幻想中国和1918年时一样”是在自欺欺人ღ★ღ★。马慕瑞出使中国的最初几个月不得不将“以往形成的任何想法都抛诸脑后”ღ★ღ★。然而ღ★ღ★，这一切并没有改变马慕瑞维持华盛顿体系的决心ღ★ღ★。他向美国前国务卿休斯写信大倒苦水ღ★ღ★，他知道这项任务的难度ღ★ღ★，但希望“可以维持你制定的政策并在这里实施”ღ★ღ★；在给母亲的书信中ღ★ღ★，他同样表达了知难而上的决心ღ★ღ★，这项任务“即便全力以赴ღ★ღ★，也可能会面临失败ღ★ღ★，但不得不执行”ღ★ღ★。

　　1925年7月15日ღ★ღ★，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北京政府递交国书ღ★ღ★。此时五卅反帝运动正在全国蔓延ღ★ღ★，中国人提出的废除治外法权等口号令“华盛顿方案”的设计者马慕瑞如坐针毡ღ★ღ★。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ღ★ღ★，身为职业外交官的马慕瑞却显得很“书生气”ღ★ღ★，在北京外交团内部略显“另类”或“不合时宜”ღ★ღ★。在抵达中国半个月之后ღ★ღ★，马慕瑞写信给时任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ღ★ღ★，描述他对五卅惨案后中国新局势的印象ღ★ღ★。马慕瑞认为ღ★ღ★，这场快速席卷中国的浪潮受到了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影响ღ★ღ★，鲍罗廷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成员“煽动中国和其他半殖民地国家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ღ★ღ★，试图推动世界革命”ღ★ღ★，他们成功说服了孙中山走上“联俄联共”的道路ღ★ღ★，“他放弃了获取美国或日本支持的努力ღ★ღ★，并将‘反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振兴中国的根本原则”ღ★ღ★。

　　马慕瑞认为ღ★ღ★，除了“布尔什维克的煽动”ღ★ღ★，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思想和情感进化的结果”ღ★ღ★，其根源在于中国人对“白人傲慢态度”的反感ღ★ღ★，以及对“白人在政治上优越性”的憎恨ღ★ღ★。由此激起中国人的修约要求ღ★ღ★，“其主要动机不是对条约本身的不满”ღ★ღ★，而是“中国人已经感觉到条约中的特殊条款是耻辱的象征”ღ★ღ★。所以ღ★ღ★，马慕瑞提出ღ★ღ★，美国应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提议ღ★ღ★，而不是从严格的逻辑或系统政治概念的角度来衡量”ღ★ღ★。照此逻辑ღ★ღ★，马慕瑞自然认为华盛顿体系是无辜的ღ★ღ★，错在中国人的民族心理ღ★ღ★，所以他主张列强无须通过政治上的让步来满足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ღ★ღ★。

　　1926年北伐战争在华南发动ღ★ღ★，北京政府趁机提出终止《中比条约》ღ★ღ★。马慕瑞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有了进一步认识ღ★ღ★。他认为ღ★ღ★，中国民族主义有两种类型ღ★ღ★，一是北京政府所代表的渐进型ღ★ღ★，二是广州国民政府所代表的革命型ღ★ღ★。他并不顽固地反对民族主义运动ღ★ღ★，但显然更倾向于渐进形式ღ★ღ★。他认为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主张通过谈判修改条约ღ★ღ★，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ღ★ღ★，这是“值得承认的”ღ★ღ★，也是符合华盛顿会议框架设想的ღ★ღ★。但在苏联的影响下ღ★ღ★，中国很大一部分人试图“通过煽动排外运动来攻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强”ღ★ღ★，而共产主义的传播使他们相信ღ★ღ★，“从外国人的压迫中获得自由的途径就是效法俄国革命”ღ★ღ★，即“宣布不偿还不公正的债务ღ★ღ★，并宣称条约义务是对主权的剥夺”ღ★ღ★。马慕瑞明显意识到中国在这一时期已从渐进的民族主义向激进的民族主义转变ღ★ღ★，他建议美国政府不应当同情中国这种不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ღ★ღ★，甚至认为“必须对中国提出一些友好的警告”ღ★ღ★，“以促使中国履行其国际责任和义务”ღ★ღ★。

　　总体而言ღ★ღ★，马慕瑞虽然意识到此时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ღ★ღ★，仍然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视作华盛顿体系落实过程中偶尔的ღ★ღ★、非正常的脱轨行为ღ★ღ★，而不认为华盛顿体系本身应当加以改变ღ★ღ★，以适应中国局势的新变化ღ★ღ★。他坚持认为美国应当维持对华条约体系ღ★ღ★，只是“需要做一些细微的调整”ღ★ღ★，以适应新的形势ღ★ღ★。相比之下ღ★ღ★，时任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更能接受中国现实情况的变化ღ★ღ★，也更同情中国民族主义运动ღ★ღ★。凯洛格认识到ღ★ღ★，“为了满足我所认为的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ღ★ღ★，应该在关税ღ★ღ★、治外法权等方面向中国做出更多让步ღ★ღ★。他告诉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ღ★ღ★，“我们迟早要放弃这些权利”ღ★ღ★，是时候“帮助中国以满足她的愿望了”ღ★ღ★。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严重ღ★ღ★，马慕瑞公使与美国国务院的分歧更加明显ღ★ღ★。在很多情况下ღ★ღ★，马慕瑞身为公使却在处理中国问题时丧失了主动权ღ★ღ★。当时ღ★ღ★，担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麻克类（Ronald Macleay）就注意到ღ★ღ★，马慕瑞“缺乏自信”ღ★ღ★，“在任何可能的场合都会寻求华盛顿（国务院）的意见”ღ★ღ★。

　　中国的反帝废约运动加剧了马慕瑞与美国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ღ★ღ★，这不仅是马慕瑞个人与国务院的政策分歧ღ★ღ★，同时也是马慕瑞所坚持的“公约主义”理想与美国国务院此时所信奉的“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ღ★ღ★。

　　面对日趋复杂的中国政治形势ღ★ღ★，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产生了分歧ღ★ღ★。这一分歧集中体现在驻华公使马慕瑞与国务卿凯洛格之间ღ★ღ★。凯洛格的对华政策深受远东司司长纳尔逊·詹森（Nelson Johnson）的影响ღ★ღ★。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抱有期待ღ★ღ★，用同情和理解的态度看待中国革命ღ★ღ★，希望中国能够彻底完成内部的统一ღ★ღ★，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商业环境ღ★ღ★。他们认为ღ★ღ★，美国会因其所表现的友好态度ღ★ღ★，未来便可以超越其他列强ღ★ღ★，实现美国在华利益的最大化ღ★ღ★。在此过程中列强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中国突破条约体系的行动ღ★ღ★，美国也只能采取独立的对华政策ღ★ღ★。其结果将是对华盛顿体系所坚持的国际合作原则和公约主义的严重背叛ღ★ღ★，马慕瑞自然难以接受ღ★ღ★。

　　很快在关税特别会议与法权会议问题上ღ★ღ★，双方的分歧便凸显出来ღ★ღ★。马慕瑞强调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严格遵循华盛顿会议的各项安排ღ★ღ★，各国应当“始终如一ღ★ღ★、一丝不苟地履行他们在华盛顿会议上已经承诺的义务”ღ★ღ★，反对任何偏离华盛顿会议精神的计划ღ★ღ★。在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讨论此事时ღ★ღ★，马慕瑞表示ღ★ღ★，关税特别会议不应与法权会议同时进行ღ★ღ★，“最好在关税特别会议完成后再择期召集调查法权委员会”ღ★ღ★。但恰恰是在对华谈判的范围问题上ღ★ღ★，美国国务院与马慕瑞产生了意见分歧ღ★ღ★。詹森接替马慕瑞担任远东司司长后ღ★ღ★，他对国务卿凯洛格的对华观念产生深刻影响ღ★ღ★。1925年6月30日ღ★ღ★，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及詹森会面ღ★ღ★。凯洛格表示ღ★ღ★，美国政府愿意敦促其他有关国家尽快召开关税会议ღ★ღ★，并加快派遣调查法权委员会ღ★ღ★。詹森进一步扩大了与中国的谈判范围ღ★ღ★，提出在关税特别会议完成后ღ★ღ★，“可以制定一项给予中国完全关税自主权的计划”ღ★ღ★，调查法权委员会也应“提出逐步废除中国治外法权的方案”ღ★ღ★，詹森的建议得到了凯洛格的认可ღ★ღ★。这一表态实际上超出了华盛顿会议的范畴ღ★ღ★，将关税特别会议原有的议程由裁撤厘金ღ★ღ★、征收附加税扩大为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ღ★ღ★。随后ღ★ღ★，凯洛格指示驻华代办梅耶（Ferdinand Mayer）转告马慕瑞ღ★ღ★，“国务院不同意等待关税会议的工作完成后再行召集调查法权委员会ღ★ღ★，美国政府准备尽快启动该委员会的工作”ღ★ღ★。

　　1926年1月21日ღ★ღ★，法权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ღ★ღ★。根据华盛顿会议的规定ღ★ღ★，法权会议的任务是成立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司法情况ღ★ღ★，其调查结果将作为各国决定是否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参考ღ★ღ★。但北京政府在筹办法权会议之初便明确宣布“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为确定之政策”的外交目标ღ★ღ★。中国希望扩大法权会议的权限ღ★ღ★，遭到马慕瑞的坚决反对zgrtysღ★ღ★。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内乱之中ღ★ღ★，而且缺少“一个能够执行法律的政府”ღ★ღ★，因此中国的要求实在“荒谬”ღ★ღ★。凯洛格则表示ღ★ღ★，他“一直希望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放弃在华治外法权”ღ★ღ★，如果各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对保护美国的利益不是绝对必要的”ღ★ღ★，那么这些要求就不应当成为“放弃治外法权的先决条件”ღ★ღ★。凯洛格对于中国实现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态度十分开明ღ★ღ★。他认为ღ★ღ★，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下ღ★ღ★，列强不仅应当给予中国关税自主权ღ★ღ★，还应就其他问题向中国作出让步ღ★ღ★。在给马慕瑞的指示中ღ★ღ★，凯洛格坦言ღ★ღ★，“无条件放弃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固然不是明智之举ღ★ღ★，但是“如果列强不愿作出合理的让步ღ★ღ★，我们就可能被迫走到这个地步”ღ★ღ★，因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会长期允许外国控制其内政”ღ★ღ★。

　　马慕瑞始终坚持ღ★ღ★，只有当中国政府能够有效统治全国且愿意承担所谓“国际义务”时ღ★ღ★，列强才能同意修改条约内容ღ★ღ★，而此时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正朝着马慕瑞所期待的反方向发展ღ★ღ★。1926年3月ღ★ღ★，马慕瑞担忧京津地区局势影响到美国通过《辛丑条约》获取的既得利益ღ★ღ★。在得知冯玉祥的国民军为阻止奉系军舰运送军队而封锁大沽口后ღ★ღ★，马慕瑞在外交团会议上提出ღ★ღ★，“为了执行条约而展示国际海军力量是必要的”ღ★ღ★，因为此举“不仅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生命和财产安全ღ★ღ★，也是为了维护美国和列强的条约地位”ღ★ღ★。此时国务卿凯洛格并不在华盛顿ღ★ღ★，副国务卿格鲁（Joseph Clark Grew）支持了马慕瑞的提议ღ★ღ★。3月16日ღ★ღ★，《辛丑条约》签约国联合发出最后通牒ღ★ღ★，内容包括清除水雷ღ★ღ★、恢复航运ღ★ღ★、停止对外国船只的检查等要求ღ★ღ★，并声称如果“没有收到满意的保证ღ★ღ★，外国海军当局将采取必要的措施”ღ★ღ★。 3月18日ღ★ღ★，北京民众在天安门集会ღ★ღ★，抗议列强于大沽海口示威ღ★ღ★，要求拒绝八国最后通牒ღ★ღ★，遭卫兵开枪ღ★ღ★，酿成“三一八”惨案ღ★ღ★。凯洛格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ღ★ღ★，他对格鲁抱怨说ღ★ღ★，“当我不在的时候ღ★ღ★，你已经向中国宣战了”ღ★ღ★，并向马慕瑞强调美国“应该通过政策而非武力来执行条约权利”ღ★ღ★。由于中国军队的妥协ღ★ღ★，此事得以暂时平息ღ★ღ★，凯洛格如释重负ღ★ღ★。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时ღ★ღ★，马慕瑞表示zgrtysღ★ღ★，如果没有格鲁的支持ღ★ღ★，“他那时一定会被迫辞职”ღ★ღ★；格鲁则说ღ★ღ★，由于他当时支持了马慕瑞的示威行动ღ★ღ★，凯洛格决定让他离开国务院ღ★ღ★。

　　随着北伐军的军事活动迅速扩展至长江中下游地区ღ★ღ★，如何保护各国在上海的利益问题于1926年年底被提上议事日程ღ★ღ★。马慕瑞的态度很坚决ღ★ღ★，他同意派遣海军陆战队保护上海美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ღ★ღ★，即使与北伐军发生正面冲突也在所不惜ღ★ღ★，否则“占领租界ღ★ღ★、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普遍漠视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事件ღ★ღ★，随时都有可能发生”ღ★ღ★。在马慕瑞看来ღ★ღ★，任何一次让步都有可能演变为外国特权的全面丧失ღ★ღ★。美国国务院在此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克制ღ★ღ★，尽管同意派遣海军陆战队ღ★ღ★，但强调其目的仅为“保护在沪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ღ★ღ★，并且明确反对美国舰队用于租界的防护ღ★ღ★。

　　尽管马慕瑞一再坚持列强联合使用武力ღ★ღ★，但是国务院担心派遣大规模军队会“激怒中国人ღ★ღ★，甚至可能卷入对粤战争”ღ★ღ★，因而避免在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军事冲突ღ★ღ★。1927年1月28日ღ★ღ★，凯洛格指示马慕瑞向张作霖ღ★ღ★、张宗昌ღ★ღ★、孙传芳和陈友仁四人发送“上海公共租界中立化”方案ღ★ღ★。方案包括以下三点ღ★ღ★：第一ღ★ღ★，上海公共租界不属于武装冲突地区ღ★ღ★；第二ღ★ღ★，中国所有武装力量应自愿承诺放弃一切以武力进入公共租界的尝试ღ★ღ★；第三ღ★ღ★，放弃在其附近驻扎军队的尝试ღ★ღ★。尽管马慕瑞劝告国务卿缓提“中立化”方案ღ★ღ★，但在国务院的催促下马慕瑞上意难违ღ★ღ★。正如马慕瑞所设想的那样ღ★ღ★，“中立化”方案未得到中国任何一方的赞成ღ★ღ★。于是马慕瑞再次请求国务院授权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在上海“见机行事ღ★ღ★，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ღ★ღ★，这意味着美国军队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而无须等待指示ღ★ღ★。

　　马慕瑞坚持使用军事力量维护美国在华条约利益ღ★ღ★，而凯洛格已经认识到“外国能够利用武力接管中国领土ღ★ღ★，并维持特殊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ღ★ღ★。五卅惨案给了凯洛格深刻的教训——除非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安全ღ★ღ★，否则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ღ★ღ★。对于增加在华军事力量不可轻言ღ★ღ★，这种微妙态度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ღ★ღ★。

　　1927年1月27日ღ★ღ★，凯洛格就对华政策发表公开宣言ღ★ღ★，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ღ★ღ★。宣言主要内容是ღ★ღ★：其一ღ★ღ★，“美国政府已准备继续就关税和治外法权问题进行谈判”ღ★ღ★；其二ღ★ღ★，美国准备联合各国或单独与中国谈判ღ★ღ★，这与以往美国坚持联合其他国家谈判的主张不同ღ★ღ★；其三ღ★ღ★，美国愿意“与中国任何政府或者能代中国发言的代表谈判”ღ★ღ★，这意味着美国不再要求中国政府实现自身稳定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zgrtysღ★ღ★。凯洛格未顾及马慕瑞的意见便直接发布宣言ღ★ღ★，马慕瑞认为此举完全削弱了他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地位ღ★ღ★。在1927年2月写给好友格鲁的信中ღ★ღ★，马慕瑞列举了担任驻华公使以来国务院损害其威信的七件事ღ★ღ★，认为国务院的行动已经背离了华盛顿会议确立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路线方针ღ★ღ★。他写道ღ★ღ★：“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混乱和迷茫ღ★ღ★，国务院开始用狐疑不定的方式探索对华政策路线ღ★ღ★，来回摇摆ღ★ღ★。”

　　此后ღ★ღ★，美国逐渐摆脱国际合作原则ღ★ღ★，先于其他列强与南京国民政府就“南京事件”达成协议ღ★ღ★。然而ღ★ღ★，在围绕宁案的交涉中ღ★ღ★，凯洛格与马慕瑞在国际合作原则上再次发生分歧ღ★ღ★。马慕瑞主张联合英ღ★ღ★、法ღ★ღ★、日ღ★ღ★、意四国驻华公使向蒋介石提出强烈抗议ღ★ღ★，却遭到凯洛格的严词拒绝ღ★ღ★。凯洛格认为ღ★ღ★，蒋介石显然是“温和派的领袖”ღ★ღ★，“如果此时提出要求会削弱温和派领导人的力量ღ★ღ★，可能会把他们推向极端分子的一边”ღ★ღ★，并指示马慕瑞ღ★ღ★，美国要放弃与其他列强的国际联合ღ★ღ★，单独答复蒋介石ღ★ღ★。马慕瑞对此表现出强烈不满ღ★ღ★，觉得“解雇我或迫使我辞职的时刻将会到来”ღ★ღ★。他将此问题升级为美国不愿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中国问题ღ★ღ★，等于违背了华盛顿会议所确认的大国一致原则ღ★ღ★。美国将会因此丧失在华盛顿会议上确立的领导权ღ★ღ★，甚至会使日本和英国再次结盟ღ★ღ★。他抱怨说ღ★ღ★，美国早先没有在华抢得先机ღ★ღ★，只得采用“门户开放”政策来“获取别人桌上的残渣”ღ★ღ★；如果美国现在仍不采取更为主动的政策ღ★ღ★，“将不会有任何碎屑留给我们了”ღ★ღ★。面对如此愤怒的马慕瑞ღ★ღ★，凯洛格在1927年8月25日的电报中对其聊表安慰ღ★ღ★，“美国倒也不会完全退出与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合作”ღ★ღ★。

　　国民党的内部分裂打断了解决南京事件的进程ღ★ღ★，直到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ღ★ღ★，此事才提上日程ღ★ღ★。了解到英国已与国民政府就南京事件进行谈判ღ★ღ★，美国国务院试图先于英国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ღ★ღ★，催促马慕瑞尽快行动ღ★ღ★。马慕瑞还遭到质问ღ★ღ★，“黄郛（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提出的方案就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作为有益讨论的出发点吗”？在国务院的敦促下ღ★ღ★，马慕瑞于1928年3月30日与黄郛达成协议ღ★ღ★，双方照会于北京时间4月4日在中美两国公布ღ★ღ★。在美国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后ღ★ღ★，英国ღ★ღ★、意大利ღ★ღ★、法国依照中美协议为蓝本ღ★ღ★，就解决南京事件达成一致ღ★ღ★。在宁案谈判上ღ★ღ★，美国确实领先其他国家ღ★ღ★。此时ღ★ღ★，美国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华盛顿体系所坚持的国际合作原则ღ★ღ★，对华政策更加灵活ღ★ღ★。遵循此种务实外交原则ღ★ღ★，美国还成为第一个在法理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西方国家ღ★ღ★。

　　北伐的胜利是美国承认国民政府的决定性因素ღ★ღ★。1928年6月15日ღ★ღ★，美国国务院向马慕瑞发出指示ღ★ღ★，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时刻ღ★ღ★，但如果内战真的结束ღ★ღ★，那么“我们很快就有必要与其打交道ღ★ღ★，毕竟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ღ★ღ★。几天后ღ★ღ★，国务院正式授权马慕瑞与国民政府就中美关税条约进行谈判ღ★ღ★。7月20日ღ★ღ★，凯洛格指示马慕瑞在25日将相关照会发送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ღ★ღ★。照会内容表明ღ★ღ★，美国政府愿意在最惠国待遇的条件下帮助中国实现关税自主ღ★ღ★，同时表示在解决关税问题后ღ★ღ★，美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就两国条约关系的其他方面进行讨论”ღ★ღ★。凯洛格警告马慕瑞ღ★ღ★，如果美国不立即采取行动ღ★ღ★，“中国将要求就治外法权展开谈判ღ★ღ★，谈判地点将从北京转移到华盛顿”ღ★ღ★。 7月20日ღ★ღ★，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马慕瑞会面ღ★ღ★，针对修订关税进行谈判ღ★ღ★，双方谈判过程进展异常顺利ღ★ღ★。7月25日ღ★ღ★，马慕瑞与宋子文在北京签署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ღ★ღ★。条约签订后ღ★ღ★，在法理上承认国民政府已成既定事实ღ★ღ★。经总统柯立芝许可后ღ★ღ★，助理国务卿詹森告知在华盛顿的中国特别代表伍朝枢ღ★ღ★，“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构成了事实上和法理上的承认”ღ★ღ★。

　　值得注意的是ღ★ღ★，王正廷于条约签署前一天才收到马慕瑞发送的凯洛格照会ღ★ღ★。为争取更多权益ღ★ღ★，王正廷于7月28日以不知道条约业已签订的口吻回复凯洛格的照会ღ★ღ★，并特别强调ღ★ღ★，希望“一切亟待解决之问题均可获一适当之解决”ღ★ღ★，提出“此项会议宜及早开始ღ★ღ★，期于最短期间完成新约ღ★ღ★，以开两国外交上之新纪元”ღ★ღ★，希望中美两国可以就关税以外的其他问题开展进一步谈判ღ★ღ★。马慕瑞认为王正廷的照会内容十分荒谬ღ★ღ★，在未事前告知国务院的情况下ღ★ღ★，他直接回复王正廷ღ★ღ★，“根据您书写照会的时间ღ★ღ★，您毫无疑问应该了解到ღ★ღ★，早在7月25日下午中美关税条约已在北京签署”zgrtysღ★ღ★，“实际上谈判结果令人满意”ღ★ღ★。马慕瑞还通过上海总领事柯银汉（Edwin S. Cunningham）将其与王正廷之间的通信透露给报界ღ★ღ★，以澄清“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在条约修改计划中意图的误解”ღ★ღ★。马慕瑞的先斩后奏行为令凯洛格非常不满ღ★ღ★。1928年7月31日ღ★ღ★，凯洛格在给马慕瑞的电报中批评说ღ★ღ★：“很遗憾你认为有必要在没有咨询我的情况下发送该照会”ღ★ღ★；两人的分歧在于ღ★ღ★，马慕瑞坚决反对就关税以外问题对中国作出更大让步ღ★ღ★，而凯洛格虽然力求避免就治外法权等问题作出让步ღ★ღ★，但他毕竟认识到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必须这样做ღ★ღ★。在这次争执后ღ★ღ★，马慕瑞要求前往朝鲜半岛休假ღ★ღ★。当他再次回到中国时ღ★ღ★，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ღ★ღ★。此时ღ★ღ★，国民政府指示驻美公使施肇基ღ★ღ★、特别代表伍朝枢直接同国务卿凯洛格商议ღ★ღ★，以便达成关税以外问题的新条约ღ★ღ★，这意味着马慕瑞被搁置一边ღ★ღ★。

　　虽然马慕瑞实际上促成了美国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ღ★ღ★，但他在一系列交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ღ★ღ★，不仅恶化了他与国务卿凯洛格的关系ღ★ღ★，还在美国侨民群体中留下“恶名”ღ★ღ★。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就公开批评马慕瑞在对华政策上不识时务ღ★ღ★，指责马慕瑞长期坚持对中国军事干涉ღ★ღ★，并表现出抵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倾向ღ★ღ★，这不利于美国新的对华开明政策的实施ღ★ღ★；该报呼吁美国国务院应该“重新任命一位具有友好态度的驻华公使ღ★ღ★，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ღ★ღ★。马慕瑞从法理上坚持条约神圣原则ღ★ღ★，主张用强硬态度来维护华盛顿条约体系ღ★ღ★，而美国在华媒体和侨民从道德上批判条约神圣原则ღ★ღ★，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政府采取开明友好的外交政策ღ★ღ★，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外交ღ★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ღ★ღ★，威尔逊当年试图以“国际舆论”和“国际正义”来强化国际条约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力ღ★ღ★，但当道德的舆论天平倒向了中国要求“修约”乃至“废约”的一边时ღ★ღ★，“公约主义”赖以成立的国际条约自身的合法性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怀疑ღ★ღ★。在此情势下ღ★ღ★，“公约主义”的理想便无法合理地继续存在下去ღ★ღ★。

　　同样ღ★ღ★，马慕瑞对华强硬政策也不受美国国内民众的欢迎ღ★ღ★。美国国内亲华舆论给国会和国务院带来巨大压力ღ★ღ★。1927年1月4日ღ★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史蒂芬·波特（Stephen G. Potter）提出《波特决议案》ღ★ღ★，要求柯立芝总统与“中国政府合法授权且有普遍民意基础的代表”进行谈判ღ★ღ★，修订中美两国间的条约ღ★ღ★，并表示“中国有权获得美国提供的援助和鼓励ღ★ღ★，使他们在坚定和有效的基础上建立共和制政府”ღ★ღ★。尽管马慕瑞认为美国国内的亲华舆论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利益以及远东地区局势ღ★ღ★，但国务卿凯洛格在美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放弃了华盛顿体系国际合作原则ღ★ღ★，单方面实施对华新外交ღ★ღ★。当马慕瑞试图运用武力手段保护美国在华利益时ღ★ღ★，凯洛格强调“除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外ღ★ღ★，美国舆情强烈反对政府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ღ★ღ★，“任何在华采取强硬行动的决定ღ★ღ★，都会招致媒体对政府的批评”ღ★ღ★。

　　随着马慕瑞与国务院意见分歧的公开化ღ★ღ★，美国在华报刊对马慕瑞保守政策的批评日益激烈ღ★ღ★，这也使得他在中国的声望大大降低ღ★ღ★。1927年1月ღ★ღ★，马慕瑞因与凯洛格意见不合主动要求回华盛顿述职ღ★ღ★，美国在华报刊舆论希望马慕瑞返美之行能够带来新的更为积极的美国对华政策ღ★ღ★。例如ღ★ღ★，上海《大陆报》就将马慕瑞划为美国对华外交官中的保守派ღ★ღ★，认为他的保守政策尽管避免了美国陷入中国的政治泥淖之中ღ★ღ★，但也同样使“美国失去了人气”ღ★ღ★；该报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应当积极顺应中国时局的变化ღ★ღ★，“对中国表现出大胆的ღ★ღ★，甚至直率的友好姿态”ღ★ღ★，总要胜于理性的专业外交策略ღ★ღ★。1927年底ღ★ღ★，马慕瑞返回美国华盛顿述职ღ★ღ★，此举使外界认为马慕瑞与国务院之间存在着分歧ღ★ღ★。《密勒氏评论报》直接以《马慕瑞在华盛顿受到严厉斥责了吗？》为题ღ★ღ★，揭示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观念差异ღ★ღ★，将马慕瑞视作“军事干预的支持者”ღ★ღ★，称赞国务院明智地同情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ღ★ღ★。在公众舆论和国务院的内外夹击之下ღ★ღ★，马慕瑞在对华政策上失去了“发言权”ღ★ღ★。1928年3月31日ღ★ღ★，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Miles Lampson）在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指出ღ★ღ★，美国国务院“几乎不给予马慕瑞任何自主权”ღ★ღ★。

　　作为一位资深的东亚问题专家ღ★ღ★，马慕瑞内在的学者气质及其理性的公约主义精神ღ★ღ★，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他与美国国务卿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ღ★ღ★。在1927年写给好友格鲁的信中ღ★ღ★，马慕瑞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ღ★ღ★，他说ღ★ღ★：驻外公使与国务院的关系应当是船长与船主的关系ღ★ღ★，只有船长才能“根据水位ღ★ღ★、水流ღ★ღ★、风速或其他当地因素设定速度或路线”ღ★ღ★；他抱怨国务院经常让他“在狭窄的水道中放置船舵ღ★ღ★，或者在与急流抗争时关闭引擎乃致失去对方向盘的操控”ღ★ღ★；他还说ღ★ღ★，驻外公使比国务院“更接近环境”ღ★ღ★，而公使所传送的报告是“权威性的ღ★ღ★、不容质疑的”ღ★ღ★。然而令他悲哀的是ღ★ღ★，国务卿凯洛格更倾向于“自己做决定并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事”ღ★ღ★。这不只是国务卿凯洛格与驻外公使马慕瑞的个人分歧ღ★ღ★，其实也揭示出国务院与驻外公使在外交自主权划分上的“结构性矛盾”ღ★ღ★。当然ღ★ღ★，此种冲突的加剧部分地由于现代电报通信打破了时空阻隔ღ★ღ★，使得国务院行政长官可以更及时地“遥控”驻外公使ღ★ღ★。

　　1929年ღ★ღ★，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接替凯洛格成为新任国务卿ღ★ღ★，马慕瑞与国务院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因此弥合ღ★ღ★。史汀生上任之初基本延续了凯洛格的对华政策ღ★ღ★，倾向于对中国作出更多让步ღ★ღ★。1929年4月27日ღ★ღ★，国民政府正式向英ღ★ღ★、美ღ★ღ★、法等六国发出照会ღ★ღ★，要求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正式谈判ღ★ღ★。马慕瑞认为中国国内局势完全不具备废除治外法权的条件ღ★ღ★，因此美国应当主动联合英ღ★ღ★、法ღ★ღ★、日三国ღ★ღ★，采取强硬而明确的立场ღ★ღ★，共同抵制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ღ★ღ★。相比凯洛格ღ★ღ★，史汀生对马慕瑞的批评更为直接ღ★ღ★。他认为ღ★ღ★，马慕瑞此举是“试图让美国领导一个反华的国际联盟”凯发·k8国际官方网站ღ★ღ★，“各国通过你所建议的方式处理事务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ღ★ღ★。史汀生同样不重视国际合作原则ღ★ღ★，他指出ღ★ღ★，正是由于马慕瑞顽固地维护这一原则ღ★ღ★，才使其受到他国对华保守政策的影响ღ★ღ★，而无视时势的改变ღ★ღ★。史汀生明确表示ღ★ღ★，如果国际合作有利于现实问题的处理ღ★ღ★，那么他将接受这一原则ღ★ღ★；反之ღ★ღ★，他将“毫不犹豫地无视这一原则”ღ★ღ★。

　　在国际法理论层面ღ★ღ★，中国政府利用“情势变迁原则”逐步解构了“条约神圣不可侵犯”原则ღ★ღ★，从根本上颠覆了马慕瑞为之坚守的公约主义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ღ★ღ★。五卅惨案发生后ღ★ღ★，北京政府在致北京外交团修约照会中便使用了“情势变迁原则”ღ★ღ★，提出中外签订不平等条约是“应一时特殊时势之需要”ღ★ღ★，而今“环境业已大变”ღ★ღ★，以往条约内容便“于现情不合”ღ★ღ★。在关税特别会议开幕式上ღ★ღ★，时任外交总长沈瑞麟引用情势变迁原则ღ★ღ★，表示“条约之尊严虽应维持,而已定之条约ღ★ღ★，因已经变更ღ★ღ★，及正在变更之情势,亦未尝不可随时修正”ღ★ღ★；“中国之约定税则创于80年前ღ★ღ★，当时之情况既已消灭,则此制度不应任其存在”ღ★ღ★。形势比人强ღ★ღ★，所以凯洛格就认为ღ★ღ★，“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ღ★ღ★，华盛顿会议设想的自由主义模式和渐进修改中外条约体系的前提——中国的稳定已不复存在”ღ★ღ★，应该重新与中国谈判以修改两国间条约关系ღ★ღ★。

　　1929年底ღ★ღ★，马慕瑞辞去了驻华公使职务ღ★ღ★，黯然离开北京ღ★ღ★。奉行“实用主义”外交观念的助理国务卿詹森成为新任驻华公使ღ★ღ★。至此ღ★ღ★，“实用主义”逐步取代“公约主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精神基调ღ★ღ★。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ღ★ღ★，以“公约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体系彻底破产ღ★ღ★。作为公约主义的信徒ღ★ღ★，马慕瑞的悲剧在于ღ★ღ★，美国政府自己背叛了公约主义ღ★ღ★，令人徒叹奈何ღ★ღ★。先是马慕瑞的老师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期的国际社会上大张旗鼓地鼓吹公约主义ღ★ღ★，其后马慕瑞通过华盛顿会议方案的设计而将公约主义付诸东亚国际政治舞台ღ★ღ★。但事与愿违ღ★ღ★，中国随后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改变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外条约关系ღ★ღ★。之后ღ★ღ★，美国在华媒体ღ★ღ★、侨民以及美国公众舆论则从维护中美“特殊关系”以及国际道德的角度ღ★ღ★，对马慕瑞顽固坚守的“条约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加以猛烈抨击ღ★ღ★。在此情境下ღ★ღ★，国务卿凯洛格不得不背叛华盛顿会议精神ღ★ღ★，放弃国际合作原则ღ★ღ★，无视国际条约的神圣性ღ★ღ★，主动与中国国民政府展开修约谈判ღ★ღ★。在此过程中ღ★ღ★，凯洛格与马慕瑞的分歧日显ღ★ღ★，冲突不断ღ★ღ★。美国曾经坚守的公约主义精神也随之消磨殆尽ღ★ღ★。

　　然而ღ★ღ★，马慕瑞辞去驻华公使一职并不意味着“公约主义”观念在美国国务院的终结ღ★ღ★。以凯洛格和詹森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并未实现东亚和平的预期目标ღ★ღ★。1931年9月18日ღ★ღ★，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ღ★ღ★，进而武力侵占中国东三省ღ★ღ★，东亚局势迅速恶化ღ★ღ★。美国国务院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在现实中的“失败”ღ★ღ★，为马慕瑞再度宣传“公约主义”观念提供了机会ღ★ღ★。1935年ღ★ღ★，马慕瑞撰写了一份产生巨大反响的备忘录ღ★ღ★，题目是《和平如何消逝ღ★ღ★：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形势变化》ღ★ღ★。他将东亚危机的爆发归咎于华盛顿体系的崩溃ღ★ღ★，而再次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重视ღ★ღ★，同时也赢得大量支持ღ★ღ★。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际ღ★ღ★，昔日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校友ღ★ღ★、时任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有意任命马慕瑞为新任驻华大使ღ★ღ★，但马慕瑞婉拒了这一任命ღ★ღ★。

　　与多数美国人认为东亚危机源自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不同ღ★ღ★，马慕瑞认为ღ★ღ★，东亚和平的消逝是由于美国与中国共同破坏了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ღ★ღ★，致使日本认为其国家利益无法通过条约体系获得保障ღ★ღ★，因而选择“依靠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捍卫其在东亚的国际地位”ღ★ღ★。马慕瑞认为ღ★ღ★，日本始终是华盛顿体系的忠实执行者和维护者ღ★ღ★，而中国却无视与日本的条约关系ღ★ღ★，最终将日本推向军国主义道路的事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废约要求”ღ★ღ★。这种“独特说法”当然有失偏颇ღ★ღ★，却反映了马慕瑞对国际合作原则的念念不忘ღ★ღ★。1928年7月19日ღ★ღ★，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ღ★ღ★，商定新约”ღ★ღ★。日本未接受这一要求ღ★ღ★，在强烈抗议的同时转而寻求美国的合作ღ★ღ★。凯洛格的回复令日本大失所望ღ★ღ★，他告诉日本代办ღ★ღ★，美国政府已经“打算与中国就条约关系问题开始谈判”ღ★ღ★，更令日本感到震惊的是ღ★ღ★，几天之后中美便签署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ღ★ღ★。同年9月底ღ★ღ★，日本政府代表内田康哉前往华盛顿ღ★ღ★，向国务卿凯洛格提交备忘录ღ★ღ★，再次希望华盛顿会议签约国能够“本着合作的精神行事”ღ★ღ★。凯洛格婉转地表示美国将不会与日本合作抵制中国的修约要求ღ★ღ★，他指出国民政府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凯发·k8国际官方网站ღ★ღ★、有序的政府ღ★ღ★，多国合作的目标应当是加强国民政府的统治ღ★ღ★。

　　在马慕瑞看来ღ★ღ★，这似乎是日本最后一次诉诸华盛顿体系来试图维护自身利益ღ★ღ★。日本表示其始终“忠诚而谨慎地生活在美国的观念中ღ★ღ★，认为华盛顿条约的所有缔约方应同舟共济”ღ★ღ★，但“中国却无视这种合作ღ★ღ★，日本政府迫切地希望美国作为国际合作的发起国ღ★ღ★，将会采取措施使中国重新加入合作计划”ღ★ღ★；然而ღ★ღ★，马慕瑞认为凯洛格的消极答复以及中美签订关税条约这一事实ღ★ღ★，使日本彻底认识到美国是“亲华”的ღ★ღ★，“在遵守条约的基本问题上ღ★ღ★，美国政府支持中国而反对日本”ღ★ღ★。马慕瑞认为ღ★ღ★，正是中美共同破坏华盛顿体系的实质性行动ღ★ღ★，加速了日本国内温和派与军国主义者的分化ღ★ღ★，“使军方成功地践行了对满洲的扩张政策ღ★ღ★，从而背离了日本政府自华盛顿会议以来一直奉行的温和政策”ღ★ღ★，最终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ღ★ღ★。事实上ღ★ღ★，日本在1928年悍然制造“济南惨案”的历史事实已充分体现出其无视华盛顿体系国际合作原则ღ★ღ★，而之后又希望以“国际合作”的名义获得其他大国的支持ღ★ღ★，正如入江昭所言ღ★ღ★，“不过是由于对孤立的恐惧”ღ★ღ★。

　　尽管马慕瑞对远东危机的解释“以相当宽容的态度看待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侵略”ღ★ღ★，并且无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内在动力ღ★ღ★，但其说法在美国国内造成深远的历史影响ღ★ღ★。1935年ღ★ღ★，马慕瑞便预测“日本将无限期地逐步实施鲸吞中国的计划”ღ★ღ★，如果美国积极参与这场东亚战争ღ★ღ★，即使最终将日本彻底击败ღ★ღ★，那么其结果“对远东和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ღ★ღ★，因为“苏联会取代日本来掌控东方ღ★ღ★。除了苏联以外ღ★ღ★，没有人会从我们的胜利中获益”ღ★ღ★。在美国智囊看来ღ★ღ★，二战后东北亚局势的走向看起来验证了马慕瑞的上述预言ღ★ღ★。在1949年前后ღ★ღ★，马慕瑞备忘录由于其预见性而再次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ღ★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ღ★ღ★，这令美国国内掀起了关于对华政策问题的大讨论ღ★ღ★。杰塞普（Philip C. Jessup）被任命为“艾奇逊美中关系白皮书”的主编ღ★ღ★。1949年8月16日ღ★ღ★，曾任东北亚事务科科长的马克斯·毕晓普（Max Bishop）向杰塞普推荐了马慕瑞的备忘录ღ★ღ★，“你可能会惊讶我因何向你推荐一部写于1935年的备忘录”ღ★ღ★。毕晓普认为马慕瑞对远东局势的看法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ღ★ღ★。巧合的是ღ★ღ★，几天后中国事务部主任石博思（Philip D. Sprouse）也向杰塞普推荐了这一备忘录ღ★ღ★，他表示马慕瑞备忘录的价值“并未因时间流逝而逊色ღ★ღ★，我认为这值得您和其他顾问参考”ღ★ღ★，称赞马慕瑞是“我们驻华使团中最著名的学者”ღ★ღ★。

　　马慕瑞主张将国家实力纳入国际体系的考虑范围ღ★ღ★，这与二战后兴起的现实主义外交观念具有某种契合之处ღ★ღ★。乔治·凯南便借助马慕瑞备忘录抨击美国以往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因素ღ★ღ★。他赞同马慕瑞的解释ღ★ღ★，认为美国“以损害外国政府在中国的地位和阻挠日本在大陆获得利益为目标”的政策是错误的ღ★ღ★，朝鲜战争的爆发正好证明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失败ღ★ღ★。但是ღ★ღ★，凯南忽视了二人观念的根本不同ღ★ღ★，他没有注意到马慕瑞的外交思想既有国际现实主义的考虑ღ★ღ★，同时也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ღ★ღ★，因为马慕瑞是“公约主义”的坚定信徒ღ★ღ★。在这个意义上ღ★ღ★，马慕瑞也属于凯南猛烈抨击的目标人群ღ★ღ★，那些“信奉国际公法和道德的概念”的人ღ★ღ★，总是希望充当“他人国内制度和要求的裁判员”ღ★ღ★。不管怎样ღ★ღ★，马慕瑞备忘录深刻地影响了凯南在1947至1950年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时对美国东亚政策的战略设计ღ★ღ★，是凯南思考东亚问题的重要参考ღ★ღ★。凯南的冷战遏制理念ღ★ღ★，特别是其“重日轻中”的主张ღ★ღ★，隐约可见马氏的思想烙印ღ★ღ★。

　　自近代以降ღ★ღ★，一代代美国传教士和商人沉溺于“改造中国”的幻想中ღ★ღ★，“美国商人侈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ღ★ღ★，传教士则大讲其怎样把异教徒从罪孽状态中拯救出来”ღ★ღ★，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心态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家对中国问题的预判ღ★ღ★。不论是在巴黎和会还是在华盛顿会议上ღ★ღ★，美国都将中国视为一个“值得同情的弱者”ღ★ღ★，理所当然地认为ღ★ღ★，中国应当接受美国所强加的国际角色ღ★ღ★，中国日益增强的主观诉求被淹没于美国“改造中国”的迷梦中ღ★ღ★。正是基于这种美国优越论ღ★ღ★，马慕瑞以“家长式”的心态要求中国实现美国的“角色期待”ღ★ღ★，并坚信美国设计的华盛顿方案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唯一选择ღ★ღ★。也正因如此ღ★ღ★，中国人民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令马慕瑞无所适从ღ★ღ★，他不能接受中国人提出的政治诉求ღ★ღ★，也不愿相信中国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实现国家独立ღ★ღ★、民族解放ღ★ღ★。同时ღ★ღ★，马慕瑞将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归咎于中国破坏了国际合作原则ღ★ღ★，漠视中国民众所遭受的巨大苦难ღ★ღ★，粉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与暴行ღ★ღ★，贬低了中国抗战正义性ღ★ღ★。

　　正如爱德华·卡尔所批评的那样ღ★ღ★，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希望维护和约条款的学者们ღ★ღ★，试图将“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不仅作为国际法的基本规则ღ★ღ★，而且作为国际社会的基石ღ★ღ★，其原因在于他们想要维持中西之间不平等的条约关系ღ★ღ★。以马慕瑞为代表的“公约主义者”的悲剧ღ★ღ★，其失败的根源在于美国总是企图按照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来评判和改造东亚世界ღ★ღ★。华盛顿体系的这段兴衰史ღ★ღ★，本质上就是美国政府把国内法和价值观向东亚地区强行输出的过程ღ★ღ★，是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表现ღ★ღ★。抚今追昔ღ★ღ★，我们从这段历史侧面不难看出ღ★ღ★，现代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经成为改造东亚国际秩序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ღ★ღ★。

　　马慕瑞与华盛顿体系的悲剧命运ღ★ღ★，揭示了美国东亚政策的固有缺陷ღ★ღ★。美国东亚政策深受“情感因素”的影响ღ★ღ★。马慕瑞的“中国观”经历了从“热爱”“好感”到“失望”“反感”的巨大变化zgrtysღ★ღ★。和先前的传教士一样ღ★ღ★，马慕瑞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仍然没有摆脱“价值判断”的惯性束缚ღ★ღ★，而不愿面对“变化了的中国”这一客观现实ღ★ღ★。引人深思的是ღ★ღ★，这种情感因素借助马氏备忘录进而影响到凯南在冷战初期对美国东亚政策的设计ღ★ღ★。从那时起ღ★ღ★，中美“特殊关系”被美日同盟关系所取代ღ★ღ★，东亚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ღ★ღ★。